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傈僳族民俗

  • 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人民政府
  • 发布时间:2014年08月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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傈僳族在古代属于“乌蛮”部落成员,和彝族有着密切的联系,经过历史的几次大迁徙后,发展成为一个单一的民族。傈僳族进入巍山境内较晚,经实地调查,他们是在民国时期才进入的,主要居住在牛街乡架妈佐和五印乡扎木路等地,民国到现在刚有100年。傈僳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,形成了多支多姓,主要有罗、杨、马、古、贺、何、丁、蔡等8个姓氏。罗姓来自顺宁县(今临沧地区凤庆县),因民国时期,地方混乱,与当地土匪发生搏斗失败后,从顺宁迁至爱国蒙铺寨(今爱国大村)后的一个地方临时搭棚居住,后搬迁架妈佐定居至今;杨姓来自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,民国后期从维西迁出,先后临时定居过小鸡足(今五印乡区域)、漾江三队(今青华乡区域)、阿玉生庄房(今爱民村委会利皮村民小组区域),在此区域因遇到强盗财产被抢,后搬迁至架妈佐定居至今;丁姓、古姓来自临沧地区永德县羊街桂口,后迁入架妈佐定居至今;贺姓、何姓从景东县芭蕉箐搬出后搬到南涧县所乐,再到凤庆县石甲,民国29年搬至架妈佐定居至今。马姓、蔡姓从永北(今丽江地区永胜县)迁入定居至今。

一、生产民俗

(一)农业生产民俗    

新中国成立前,傈僳族住垛木房、茅草棚,以狩猎和农耕为生活主要来源。其社会形态是租佃的封建地主社会,他们狩猎和农耕的收入大部分都要交给当地的地主。如架妈佐、罗妈佐、老房子,新中国成立前有罗阿辈、罗阿顺、罗阿发、马新发、何中亭、杨明清6户,是爱国公地的佃户,每年生产出的粮食都要交给茶房寺僧人1石3升的租子,所剩无几。粮食生产过程中,耕作技术粗放,种庄稼都是放犁沟(即用牛犁地,顺着犁沟放籽种)、撒种(即先把籽种撒在地里,再用牛来犁地)。农作物主要有包谷、稻谷、小麦、蚕豆、豌豆、大豆(黄豆)、四季豆、辞荞、苦荞。由于地处山区,旱地多,水田少,主粮以包谷为主。四季豆、大豆(黄豆)多数套种在包谷地里。由于种植粗放,肥料不充分,所种粮食产量很低,每亩只有几十斤。庄稼种下去后,除包谷进行松土锄草外,其他粮食作物很少管理。傈僳族人民在生产过程中,使用的传统农具有铁制、木制、竹制、石制诸类,大多沿用至今。耕作用农具有:犁、耙;锄头有月牙锄、条锄、大板锄、二板锄、栽菜锄、薅菜锄。钉耙有三齿钉耙、四齿钉耙、九齿疏秧耙;收割农具主要是镰刀,有半月齐口、直口短面和锯行镰刀;加工用具有舂、石磨、水榨;脱离用具有抖缸、连枷、海簸;运输用具有粪箕、背篮、驮篮。另外还有一些杂具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在土地改革中,傈僳族人民分到了山林、土地,固定了耕地,成了土地的主人。随着森林的减少,野兽已经不多,打猎不再是傈僳族男人的主要职业,他们以农业生产为家庭主业。但在1978年以前,由于受“大跃进”和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影响,农业生产止步不前,傈僳族人民群众仍然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,贯彻执行国民经济“调整、改革、整顿、提高”的方针,停止使用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的口号,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。1982年,农村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,农民取得了自身独立的利益以及具有比较充分的生产经营自主权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完全适应现阶段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,极大地激发和调动了傈僳族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。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,从打猎为生的传统习俗逐步转向以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为主。但由于受传统耕作方式的影响,1983~1987年间粗放型种植模式较为突出,仍然习惯于放犁沟、乱撒乱种,导致粮食产量普遍低下,每亩粮食单产徘徊在100公斤左右,群众生活仍然处于困难阶段。1988年后,在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农技部门的技术指导下,生产方式逐步得到改进,从传统的放犁沟、乱撒乱种逐步转向打塘点播、规格化种植,而后又转向了地膜包谷、机制营养钵定向密植移栽等。随着农业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,粮食产量也逐年得到提高,截至1996年,全村粮食亩产达350公斤,实现了脱贫,温饱问题得到有效解决。到2000年,全村粮食亩产达460公斤,所生产的粮食已达到自足有余。截至2008年,粮食亩产达550公斤,人均纯收入已达到1.400元。

农耕信仰:驱风。要祭山神,祭时,由氏族长者持酒一碗,以树叶蘸酒洒向四方,并念咒语,同时对风吹牛、羊角号,求山神止风;祈雨。仪式主要有三种:一是用竹片或木条编成一方块,上涂泥巴,由生肖属龙的人在其上燃火一堆,将其放入水潭,让水将火冲熄,相信可成为下雨的征兆;二是用药物毒死江中扁头鱼,认为消灭扁头鱼,天就会降雨;三是以箭射入“龙潭”,以为可借此触动龙神,使天下雨;农业祭祀,在荞麦播种时,要将鸡蛋壳、米、盐等物用白纸包裹,系在木杆上,插于地边,祈求鸟兽不糟蹋庄稼。水稻发青时,在田边用鸡祭祀地田,祀求稻谷丰收。待到稻谷黄熟,要举行尝新祭祀,各家杀鸡,用新米饭祭祀祖先。相传稻种是狗从天上带来的,因此,养狗的人家,还要以肉饭喂狗。

农谚:手中有粮,心中不慌;读书种田一般苦;贴本的生意可以不做,贴本的庄稼不得不盘;种田如念经,节令要记清;春行不等客,节令不等人;寒路种豆,霜降种麦;立夏栽秧压断腰,夏至栽秧轻飘飘;白鹭早,寒露迟,秋分种麦正合适;谷雨前后,种瓜种豆;夏至5日前,剩秧不剩田;夏至5日后,家家秧不够;庄稼一枝花,全靠肥当家;盘田要粪,煮菜要油;头道搜根,二道垒根;谷怕秋来早,人怕老来穷;栽秧要抢先,割麦要抢天,粮食不到手,管理不能丢。

(二)狩猎民俗

历史上,傈僳族人民骁勇勤劳,善于狩猎。他们狩猎的工具主要有火药枪、弩弓、绳网、绳扣、支毒弩。狩猎的方法有集体围猎,也有单独进行狩猎的。猎取的兽类有马鹿、山驴、熊、豹、野猪、麂子、獐子等,此外,还有一些较小的兽类如飞鼠、野兔、野鸡、箐鸡、野猫。猎狗是傈僳族人民打猎过程中不可缺少的,在追捕野兽中起着重要作用。在深山密林中,没有猎狗是很难发现野兽的,猎狗本身嗅觉很灵敏,只要当天野兽走过的足迹,猎狗一经发现,用鼻子闻着野兽走过的足迹进行追踪,直至野兽出现,当野兽出现时,猎狗会发出声音,提醒猎人猎物出现,做好射击准备。有些猎狗很厉害,追踪受过伤的猎物,可跑2~3天,直至猎物追到被咬死为止,咬死后,猎狗顺着必经的路返回找到主人,用摇尾巴、发出声音等形式告知主人去拿猎物,猎狗领着主人到咬死猎物的地点去拿。如在民国时,架妈佐罗阿辈家有一只猎狗就是这样,听当地老人讲,一只受过轻伤的麂子从笔架山开始追击,一直追到今临沧地区凤庆县鲁史镇后的大山里被咬死,咬死后原路返回告知主人,主人跟着猎狗把咬死的猎物拿回了家。有些猎狗追踪比较凶猛的野兽如虎、豹,在追踪过程中遇到攻击,被猛兽咬死。傈僳族地区猎狗不是天生就有的,而是通过驯养成为猎狗的。驯养猎狗从小狗开始:一是看小狗舌尖是否黑;二是看小狗是否精灵。选好后,只要出行狩猎,就把小狗带到山上跟着大狗进行训练,通过训练3次左右,能否成为猎狗就可以知道了。听老人讲,能成为猎狗的狗并不多,在20只狗中能够出现1只就不错了。

傈僳族狩猎,一般都是在农闲时间进行的,等庄稼收种完后,自行相约,以3~5人结队,背上简单的行李、盘缠,领着猎狗到山上狩猎。狩猎地方都比较远,滇西大理苍山、临沧澜沧江边、怒江峡谷都有他们的足迹。去的时间也比较长,多则3个月以上,少则10天。民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,傈僳族人民把狩猎作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,靠狩猎谋生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在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的指引下,打猎谋生的传统习俗得到改变,打猎不再是傈僳族的主要职业,而是把精力放在了发展农业生产上。

禁忌:其他民族的人不准摸猎人的枪和获取猎物的头;吃猎物时,禁忌说“吃够了”或“吃饱了”的话;家中供奉猎神处不宜让外人观看。

信仰:在出行打猎的头一天晚上要杀一只鸡供祭猎神,以求获取更多的猎物。捕到猎物时,首先把猎物头供祭猎神。

(三)畜牧民俗

傈僳族饲养的家畜有黄牛、水牛、山羊、马、骡、驴、猪、猫、狗等。民国时期,多数农户都饲养,家产越富裕的人家饲养得越多。在傈僳族群众中流传着“家有千千万万,血财占一半”的俗语。因为牲畜价值高,既是生产资料,又是生活资料,傈僳族人向来把家畜视为“家宝”来爱护,当做“半个家业”扶持。在生产资料私有的制度下,品种陈旧,饲养粗放,管理不科学,近亲交配,繁殖力弱。加上疫病防治能力低,缺医少药,大牲畜有发展潜力而不能大发展。1956年,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,饲养大牲畜折价入社,采取公有私养,定额包工放牧评工记分的方法,耕牛多管膘肥,少管繁殖。骡、马、驴包给运输户,多管驮运,少管饲养。傈僳族地区大牲畜发展缓慢,牛、马、骡、驴存栏较低。1958年,大牲畜收归集体饲养搞大圈群关,大槽喂养,大群放牧;管理上安排老弱社员当饲养员,责任不清,制度不严,余缺搞“平调”;加上三年的自然灾害,农业减产,饲料短缺,大牲畜存栏普遍降低,且体质瘦弱。1961年,调整国民经济后,允许农民每户饲养1~2头大牲畜。对大牲畜繁殖实行奖励办法,每繁殖一头,奖励粮食25千克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,饲养繁殖奖励办法和分配上的饲养照顾,被当做“物质刺激”受到批判而取消。

1983年,农村经济体制改革,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,大牲畜搭配到组,以后又折价卖给社员,价款分期归还集体。从此,大牲畜结束了只准集体饲养,不准个体农户饲养的历史。允许私有私养后,农户又选择价高的、使役性能好的当做“家宝”爱护,大牲畜饲养迅速发展。与此同时,生猪、山羊、家禽也得到了迅速发展。1989~2008年间,由于畜种改良技术的不断推广应用和畜疫病防治能力的进一步增强,傈僳族地区的畜牧业持续得到发展,畜牧业已成为傈僳族农户家庭一项重要的经济收入。

放牧。因傈僳族居住地区多为高寒山区,山多、草多是发展畜牧业的一大优势。傈僳族放牧场地为自然草山。每户人家都安排一人放牧,放牧人员为老人(半劳动能力的老人)。每天放牧一次,即每天吃过早饭,把自家的牛、羊、猪赶到山上有草的地方进行放牧,等吃饱后赶回家进行关养。

畜圈。70年代以前,傈僳族建盖的畜圈很简陋,是用木料垛成,圈房顶用茅草,圈门用木条或木板制成。70年代后,畜圈建盖有了很大进步,都用墙房,房顶用瓦,圈门用木板制成。多数农户都要建盖2~3间,牛、羊、猪分开关。90年代后,有些农户已盖起了卫生圈,为发展畜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(四)林业民俗

民国时期,傈僳族地区的森林资源保护得较好,森林覆盖率达52%,很多成材林、水源林、风景林、防护林有效得到保护。1958年,“大跃进”和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,乱砍滥伐现象十分突出,大面积的森林资源遭到了严重破坏,导致有林地减少,森林覆盖率下降,林业资源蓄量逐年在减少,随着砍伐量的剧增,使生态也在不断地发生恶化,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、畜牧业的发展和人民的生产生活。1978年开始,保护森林,发展林业生产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各级党委、政府的重视,1983年实行“两山责任制”,把林地划分到各家各户管理,进一步激发了林农管林、造林、护林的积极性,使幼林不断得到加强管理和保护。1988年开始,以种植泡核桃为主的林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。到2008年,傈僳族已有核桃收入上万元的农户。核桃的发展,既绿化了环境,又增加了当地群众的经济收入。同时,森林覆盖率逐年得到回升,林权稳定,出现了林业发展的好势头。

傈僳族地区地处海拔1.700~1.800米之间,气候温和,很多树都适宜生长,种类较多。用材树种有:云南松、杉松、桤木、楝、枫、椿、樟、楸、禾木、樱桃等。风景树种有:乃桨、樱花、梧桐、枇杷、玉兰等。防护树种有:柳、杨、榆等。油料树种有:桉、桐、核桃等。纤维树种有竹。药类树种有:香橼、椒、桑、木瓜等。果类树种有:梨、桃、梅、李、柿子、芭蕉、橄榄等。

(五)采集民俗

傈僳族居住地区多为高寒山区,丛山密林,野生植物、菌类、药材、蜂较多。因此,一到农闲时节,傈僳族同胞都喜欢上山采集各种植物、药材、菌类、蜂,作为家庭的一项副业收入。

采集的野生药材种类有:防风、胆草、七叶枝花、沙参、黄连、天麻、黄芪。

采集的野生菌类有:蘑菇、木耳、鸡油菌、羊肝菌、鸡等。

采集菌类、药材一般情况下,多数是妇女上山去采集,背回家晒干后拿到集市上去卖。

采集蜂的种类有:蜜蜂、大土蜂、黄腰蜂、葫芦蜂、七里蜂。

蜜蜂一般生存在树洞里,有少部分生存在土洞或岩洞里。采集蜂蜜时,用斧子把树砍开,把蜜取出即可。在50年代以前,以采集野生为主。50年代后,把山上的蜜蜂移到自家的房前屋后进行家养。养殖地点一般是选在日晒比较充足的地方。傈僳族农家都有养殖蜜蜂的习惯,一直延续至今。多者有20窝左右,少者有1~2窝。酿出的蜂蜜留自家吃一部分外,其余拿到市场上去卖。

大土蜂、黄腰蜂,一般生存在土洞里,有少部分生存在岩洞里。葫芦蜂、七里蜂,先生存土洞1~2个月后,上树做窝生存,有少部分生存在崖岩上。

上山采集土蜂、黄腰蜂、葫芦蜂、七里蜂的最佳时期为每年的农历七至九月份。因此,一到七月,傈僳族男子都喜欢到山上采集野生蜂。80年代以前,采集到的蜂子在市场上不好卖,所采集到的蜂子供自家吃。90年代开始,蜂子在市场上销量越来越好,而且价格可观,上山采集的人也越来越多,采集蜂子已成了傈僳族群众的一项经济收入。到2002年,傈僳族男子学会把山上的土蜂、黄腰蜂、葫芦蜂移到自家附近进行养殖。采取上山采集和自养相结合。到2008年,傈僳族地区共有48户养土蜂、黄腰蜂、葫芦蜂的户已达到40户,上山找蜂和自养蜂收入达4.000元,最低收入达1.500元,养蜂在傈僳族地区已逐步形成了发展经济的产业。

二、生活民俗

(一)服饰民俗    

新中国成立前,巍山架妈佐傈僳族都穿麻布衣服。男子上身穿有7对纽扣的短麻布对襟衣裳,下身穿大裆麻布裤子,头戴瓜皮小帽,脚穿草鞋。女子上身穿从右边扣纽扣的麻布长衣,下身穿麻布裙子,头绕黑布绕子,脚穿绣花尖头布鞋。新中国成立后,随着生活的改变,傈僳族的服饰已改装,不再用麻布做的衣料,傈僳族喜欢黑、蓝色,多用黑、蓝色的布料做衣服。女子已不再穿裙子了,年纪大的穿长衣和裤子,系围腰,黑布包头。年轻的已改穿短衣服,和汉族无差别。男子也已改装,年纪大的仍穿对襟衣服,年轻的穿中山服、西装、夹克和汉族无异。改革开放以来至今,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,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,傈僳族人民群众对穿衣的追求也发生了变化,从过去的有衣穿就行转变为穿衣服要穿好的,穿着打扮和汉族无异。

(二)饮食民俗

傈僳族因住在高寒山区,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主食以包谷、小麦、豆类、薯类、荞子为主。包谷、小麦和荞子用手磨推碾成面粉做成面粒饭或粑粑,大米极少,都是在市场上买的,只有在过年过节或招待客人时才能吃上大米饭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,傈僳族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,即使傈僳族地区不产水稻,大米也成了傈僳族的主食了。每年大小春收获后,他们把多余的包谷、小麦、豆类、薯类和副食产品拿到集市上卖掉,然后买进大米,调剂家庭生活。副食以蔬菜、肉类为主,以打猎捕获的野味采集的野菜、菌类植物做补充。傈僳族的特殊食品有腊生。每年春节前夕,每家都要杀一头年猪,他们把所有的骨头(骨上带有肥瘦肉)剁成碎骨,用白酒做汁,拌上辣子、草果、茴香面和姜丝、盐巴,装进瓶罐里,腌制腊生。腊生腌制时间很长,腊月腌制,到农历六月、七月用来煮南瓜、洋芋、萝卜等菜吃,味道香辣可口。在杀年猪时,他们还在小肠里灌进肥瘦肉腌制香肠。在大肠里灌进猪血和糯米腌制面肠。把剩余的肉切成长块,装上盐巴、白酒腌成腊肉。傈僳族吃肉喜欢吃大块肉,每块肉有手巴掌大。傈僳族男女都喜欢吃米酒,新中国成立前多用包谷磨成面粉搓揉成粒状,用木甑子蒸熟,用酒药发酵后制成,每家都有几坛,腊月做,过年时吃。新中国成立后,除包谷米酒外,还增加了饭米酒、糯米酒。男子都喜欢喝白酒,白酒用包谷煮制,每年消耗大批粮食。男子还喜欢抽草烟,每个成年男子都有一支旱烟锅和一个烟盒或用布制成的烟袋。改革开放以来,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改变,青年男子已改抽香烟。

禁忌:忌吃狗肉和牛肉、忌吃自死牲畜和野物的肉。

(三)居住民俗

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,傈僳族因无田地山产,主要以打猎为生,过着不定居的游猎式生活。他们的住房很简单,多为垛木房,即用木料垛集成房,屋顶用木片或茅草覆盖。经过土地改革后,他们分到了土地、山林,开始过上定居生活,房屋用土筑墙,木料做屋架,房顶盖茅草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,有部分傈僳族农户已改用瓦做屋顶。傈僳族的房屋有主房、耳房和面房之分。主房住主人,一般都是坐西朝东,为三格式楼房,用竹子和板子踩楼,楼上用来装粮食和生产生活用具,楼下用篾笆或板子隔成三格,两边为卧室,中间为客堂,耳房左右各一方,都用来做厨房,内设火塘、灶、手磨、装粮食的柜子等。面房有两层:上层装饲草,堆放柴火;下层为畜厩,用来关牛、马、羊、猪等牲畜。傈僳族儿女长大后,除独生姑娘外,女的一般都要出嫁。男的成婚后,都要另建新房,父母跟随小儿子住老房子。傈僳族建盖新房时,全村的亲友、邻居都来通力合作,在短期内建成,傈僳族叫“瓦爪”。

进入20世纪90年代,随着各级党委、政府不断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扶持发展力度,群众思想观念的逐步转变,傈僳族地区的住房条件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。1998年,全村住瓦房的农户已达到40%。从1998~2005年,通过傈僳族同胞的不断努力和国家实施的“安居工程”项目的扶持,茅草房、垛木房居住的状况逐年得到消除。到2005年,全村100%的农户住上了瓦房,从此告别了住茅草房、垛木房的艰苦历史。从2005年开始至今,傈僳族同胞也和其他民族一样,不断地向更好、更舒适的住房条件迈进。

三、社会民俗

(一)岁时节庆民俗    

巍山县傈僳族的主要节庆有:知月哈(庆丰月)、阔时节(春节)、奔思根(二月八)、清明节、端午节、火把节、七月半。同时因受当地彝族和汉族的影响,也过四月八、八月十五、冬至节。

阔时节(春节):大年三十晚上开始,过到正月初七,其中正月初一最热闹,全村男女老少集中在学校场子上(没有学校的集中在村中草坪上)。白天,年轻的男子打篮球、打牌,年轻的女子织衣服、织鞋垫,中老年人喜欢在一起相互交流思想,讲家常白话。晚上,在场子中烧起大火,举行打歌活动。芦笙领舞,笛子伴奏,打歌的人群跟着芦笙的韵律,围成圈子,男女老少边歌边舞,饮茶喝酒,酣歌畅舞到天亮,打歌的人群方散。

奔思根:农历二月初八,意为春耕来临,准备迎接农事,庆祝风调雨顺,来年丰收。

清明节:清明这天,巍山县架妈佐傈僳族各家各户都要备办伙食,集中到自家的坟地上祭祖扫墓。祭坟时杀两只鸡,其中一只必须是大公鸡,用来敬献山神树,另一只鸡(公母不限)敬献祖坟,为祖坟点香烧纸钱,往坟墓上插柳条。饭前饭后修墓修坟,直到太阳落山才回家。

端午节:时间为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,当天,每家每户都要杀鸡煮肉。在小孩的手上、脚上戴上五色线,意为消除病魔,保平安,一直戴到火把节才烧掉。

火把节:傈僳族的火把节,一般为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。这天,每家每户都要杀一只大公鸡祭祀山神树,杀鸡献祖共餐。晚上到自家的地竖火把、撒松香,消除风灾、虫灾,预兆丰收。

月半节:时间为每年农历七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共3天,为祭祖节,家家户户都要杀鸡吃肉、蒸粑粑、炸油香。七月十二日这天接老祖公回家过节;七月十三这天举行隆重的祭祖活动,家家户户都要烧纸钱,祭祀老祖公,喝酒吃肉;七月十四日这天进行送祖活动,燃化纸火,把老祖公的灵魂送回阴间,晚上吃荤、喝酒。

知月哈(庆丰月):每年农历十一月是庆丰月,这时新粮入仓,农事已少,家家酿酒,杀年猪,全村人轮流赴宴吃杀猪饭,通宵达旦,聚会欢歌跳舞。

(二)人生礼仪民俗

1.诞生仪式    

傈僳族妇女怀孕,一般叫法是有“小”的了或是“有喜”了。傈僳族妇女生下第一个小孩,男方家要抱一只鸡去女方家报喜。如果是男孩就抱一只公鸡,如果是女孩就抱一只母鸡,是男是女,一看鸡就知道了。小孩生后第三天,请女方家父母到男方家,杀鸡吃饭后,双方父母商量给小孩取名。满7天,男方母亲给儿媳洗澡。洗澡前,男方家母亲到山上采集一些属中药类的枝叶3~4种拿回家,用大锅煮一个小时后,把水倒入大盆里,大盆四周用草席围住,口上用被子或毯子盖好后,给女方洗澡。满30天,男方家告知亲戚举办月礼客(满月客),送月礼的亲戚一般都带上一只鸡、一升米、娃娃衣服一套、红糖一对、鸡蛋10个。女方家带的礼物一般都比较多,鸡4~5只、大米1斗、米酒1罐、红糖4对、鸡蛋40个、娃娃衣服2套、裹背1个、抱褥、娃娃玩具等。

2.婚姻礼仪

傈僳族的婚姻制度为一夫一妻制,实行族内异性通婚,少数和其他民族通婚。新中国成立前,男女的婚姻多由父母包办。新中国成立后,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和社会的交往频繁,男女之间的婚姻发展为自由婚姻,但必须征得双方父母的同意,并经过说亲、订婚手续后,才能认可。傈僳族的婚姻一般都要经过说婚、订婚、接亲3个阶段。

说婚:有两种情况,一种是男女在幼年时,即由双方父母议定婚姻关系,有的甚至是指腹为婚,到男女长大后再订婚。这种婚姻关系多属包办婚姻,青年男女无选择的权利。再一种是男女双方通过社会交往接触,如打歌、赶集等,自由恋爱,相互确立婚姻关系后,由男方请媒人携酒两壶和烟、茶、糖到女方家提亲。如女方家父母同意,由姑娘收下提亲礼物,接着男方家择吉日并经女方家同意即可订婚。

订婚:男女通过说婚,征得双方父母同意后,即举行订婚仪式。订婚时,男方家按女方家要求,付给女方家一定的订婚礼钱和礼物,礼钱不多,一般在1.600~6.600元之间,不能掉“6”,礼物一般是大米、肉、红糖、白酒、烟、茶、糕点、面条、饵丝等,并送给女方2~5套衣服。女方家宴请族人亲朋吃订婚酒,所需生活品由男方带来。同时商谈聘礼、嫁妆数量等事项。娶亲前,男方选择1~3个吉日,由女方家选择娶亲日子。订婚时,男女双方都要给祖公磕头,叫“订婚头”,通过订婚后,男女的婚姻正式确定。

接亲:男女长到20岁左右,由父母为男女举行结婚仪式。结婚头天,即相帮天,双方搭青棚、垫松毛、准备酒席。结婚这天,由男方请上一对芦笙手、一对陪男、一对陪女,陪同新郎到女方家接新娘,沿途到女方家都要吹芦笙,嫁妆用4~8匹牲口驮,接送亲的人都走路。新娘接到家门前,用另一对芦笙手把新娘接进家门。由道士为新婚夫妇举行摆喜神和退喜神仪式,新郎、新娘向喜神磕头,摆过喜神后,即退喜神。退喜神很有趣,由道士拿着一片木渣片和三炷点着的香,木渣片上面装着灶灰、火炭,在新媳妇头上连续绕几转,口中用傈僳语说些夫妻团结恩爱、白头到老的吉利话,然后把木渣片和香丢掉,迎新娘进新房。新郎、新娘进房后,由岳母帮助铺新床,举行拜床仪式,喝蜂蜜水。晚上,新婚夫妇参加打歌到天亮。第二天早上,吃过早饭后,婚礼即结束。新郎、新娘带上一套礼物和送亲人一道到娘家回门。第三天吃过早饭后,由新郎邀请女方父母和长辈返回新郎家,吃筛香饭。

境内傈僳族生儿育女后,即与父母分居,父母随幼子生活。无子的可以招赘,无子女的可以抱养。寡妇在征得亡夫兄弟或家族同意后,可以再嫁或招赘。

3.丧葬仪式

傈僳族老人病亡后,丧葬仪式很隆重。丧葬由主丧主持,副丧发孝布,主副丧不在,不能安埋。

傈僳族老人病亡后,由孝子分别向主副丧和亲友报丧。主副丧和亲友都要向死者赠送一只羯羊,丧葬由主副丧主持。死者的棺木都用桤木,即水冬瓜树做成,傈僳族认为桤木“烂得快,发得快”。棺木不上漆(80年代后,都已用上漆的棺材,且用的棺木的材料也不限)。装棺时,由主丧装棺,并亲自为死者盖棺,用钉锤把棺木盖上的二对银钉敲上,副丧为丧子和亲友发放孝布。人死的当天,主丧要把牵来送给死者的羯羊杀献给死者,杀羊方式是先在两只羊角上绑上两条孝布,然后把羊牵到棺材前的门槛上杀死,作为献给死者的礼物。发丧那天,主丧还要敬送给死者一只杀好了的山羊。傈僳族停棺大头朝里、小头朝外,棺前供着一碗饭和一串肉,死者是男的供9片,死者是女的供7片。发丧的头一天晚上,由主丧和副丧主持为死者举行打歌活动,所需的烟、酒、茶等费用由女儿家负责。傈僳族发丧,用芦笙开路,起棺时,放鞭炮、鸣枪(一般不低于3支枪)。出棺时小头朝前,由8人轮换着抬,中途不能停歇。下葬时也是小头朝前,同时鸣枪、放鞭炮。由主丧主持清棺,即由主丧打开棺盖,把死者身子、头摆正,不能倾斜,然后再由主丧打钉盖紧棺盖,最后才垒土成坟,支砌坟墓,男者支砌5台,女者支砌3台,以后不管遇到什么情况,都不能迁葬。送葬的当天晚上,由主人家主持为死者再举行一晚上的打歌活动,所需费用由主人家负责。

死者满3年后,孝子烧孝,并请本族道士为死者做灵牌位,灵牌位用黑布做成,长宽各1尺左右(现在多数人家改用柏木做灵牌位),悬挂在主房楼上的灵堂里,享受后人的祭祀。死者生前嫁出去的女儿也要做同样的灵牌位,悬挂在自家主房楼下的灵堂里,享受祭祀。

四、文艺民俗

傈僳族自定居至今,没有民族文字,在本民族中通用傈僳语。由于长期杂居在彝族和汉族之间,很大一部分傈僳族除讲本民族语言外,还会讲彝语,与其他民族以汉语进行交流。傈僳族语属于彝族支,它的很多词汇、语音、基本语法和彝语都有相同之处。如彝语“虎”叫“腊”、“人”叫“把”,组合成词为“腊把”,即“虎人”,傈僳族把本民族崇拜虎的一支民族也叫做“腊把”。在语法上,彝语往往把动词、形容词、数词摆在后,而名词放在前,傈僳语也有这种习惯。如汉语“吃饭”,彝语、傈僳语说“饭吃”;汉语“白花”,彝语、傈僳语为“花白”;汉语“靠山箐”,彝语、傈僳语为“山箐靠”等等。

自古以来,傈僳族也是一个善歌乐舞的民族,凡在喜庆佳节或婚丧红白喜事时,也喜欢打歌。打歌时歌头使用芦笙、笛子等乐器。打歌的舞步有十几种。打歌时,舞场的中心烧着大火,男女以大火围成圈子,随着芦笙、笛子的音调而狂舞。打一场歌,每10分钟左右换一种舞步,打完一场歌,基本每一种舞步都要跳完。平时上山放牧、砍柴或下地劳动,傈僳族都要唱山歌,山歌有用傈僳语唱的,也有用汉语唱的,内容以男女情爱的为多,也有歌颂山川秀丽、风景优美或农业丰收的山歌。形式多为男女对唱,傈僳族男女还会吹树叶子,能用树叶子吹出各种音调的山歌。傈僳族有“盐巴不吃不行,山歌不唱不得”的说法。

伴随歌舞,傈僳族的主要乐器有芦笙、笛子、叶子、口弦等。芦笙用无根竹子做成,用葫芦做音箱,有10个眼,发出9个音调;笛子用直笛、横笛两种,用竹子做成;叶子不计树种,以叶子细嫩为好,放在口中能吹出各种曲调;口弦,男女青年都爱,是傈僳族用竹片自制的一种乐器,弦身长约3寸,宽约半寸,中间刻一长簧,演奏时对准口腔轻轻吹奏。长簧即随着气息的调节发出各种情调的共鸣声。

傈僳族民间文学很丰富,主要有神话传说故事和诗歌。传说故事有《开天辟地的故事》、《打歌的传说》、《猪种的故事》等等。诗歌句式有七言四句、五言四句、长短句等,多为即兴创作,讲求韵律、节奏。内容有狩猎、田园劳作、男女情爱等等。

民国时期,傈僳族地区没有汉文学校,傈僳族都是文盲,记事或算账多用刻木记事、划明火炭或数包谷粒等原始的记事方法。新中国成立后,党和人民政府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,在傈僳族居住的山寨设立了小学,普及了小学教育,傈僳族适龄儿童都能就近入学,学习汉字,改变了历史以来文化落后的状况,各个山寨都有了初中生、高中生、大学生。

古秀江,男,傈僳族,出生于1961年2月,家住龙街乡蒙新村委会高山八队村民小组。自小喜好打歌、吹芦笙等民族音乐,并具有一定的音乐天赋,8岁就和村上的人学吹芦笙,逢年过节吹吹打打,载歌载舞、自娱自乐。古秀江靠多人指点学习吹芦笙,他的演艺水平不断走向成熟。傈僳族的芦笙调有30余种,且傈僳族芦笙曲调清澈、优雅。其中打歌调有12种,婚嫁时有喜调《隔子隔娘调》、《进门调》、《拜堂调》,丧事有《送山调》、《下葬调》等,古秀江都能熟练地掌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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